墨翟之光：比孔子更受毛主席推崇的实干圣人

墨翟者，古之贤人也，而毛泽东主席谓之"比孔子高明的圣人"。此言非虚，盖因墨子之道，实在劳动，在实践，在苦行，在唯物。观其一生，非徒言说，乃亲力亲为，自苦为极，以兼爱非攻为志，此其所以为毛主席所重也。

1939年春，延安抗大生产运动总结会上，毛泽东面对数千师生，以墨子为例鼓舞人心："墨子是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比孔子高明。孔子不耕地，墨子却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其时抗日根据地处境维艰，毛主席特意引用《墨子》"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之语，强调生产自救之必要。台下师生闻之，无不振奋，自此"墨翟精神"融入大生产运动，成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最佳注脚。

至若哲学，毛泽东读陈伯达《墨子的哲学思想》后，于1939年2月亲致长信，不仅建议改题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更指出墨子"名实论"与辩证唯物论之契合。毛主席特别欣赏墨子"取实予名"的主张——"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此说强调实践检验真理，与"实事求是"之理相通。墨子三表法中的"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尤重考察实效，与毛泽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论，竟跨越两千年而遥相呼应。

至于人格理想，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写道："释迦、墨翟皆所以达其个人之正鹄也。"1917年暑假，他与萧子升身无分文游历湖南五县，夜宿农家，日食粗粝，正是践行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之精神。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更直引墨子"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之语，以为革命之志。直至晚年，他仍常嘱身边人读《墨子·公输》，谓其中守城之法可悟斗争之道。

今人论墨，多止于学术，而毛泽东独能见其精神，取其精华。观毛主席之评墨，非徒治学之论，实乃践道之言。墨子"言必信，行必果"的实践精神，"兴天下之利"的为民情怀，"强不执弱"的和平主张，经毛泽东之阐发，融入现代中国革命传统，焕发新的生机。墨翟之光，穿越千年尘埃，照见古今智慧之交融，昭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之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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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墨翟之光：比孔子更受毛主席推崇的实干圣人》一文以毛泽东对墨子的推崇为切入点，深刻揭示了墨家思想与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之间的精神共鸣，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此文具有三重显著价值：

一、历史维度上，文章精准捕捉了毛泽东对墨子评价的时代意义。1939年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毛泽东借墨子“自苦为极”的劳动精神鼓舞军民，将“兼爱非攻”转化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实践方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精华的汲取。文中所述毛泽东建议将墨子称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更是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既不是全盘否定，也不是盲目崇拜，而是辩证扬弃。

二、哲学层面上，文章敏锐指出了墨家思想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契合点。墨子强调“取实予名”（以实践检验概念）、“三表法”（考察本源、推究实情、实践验证），与毛泽东“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确有一脉相承之处。这种跨越两千年的精神对话，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中务实理性的思想传统如何为现代中国革命提供文化养分。

三、现实启示上，文章揭示了传统思想资源的当代价值。墨子“言必信，行必果”的实践精神、“兴天下之利”的为民情怀，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契合。在当今世界动荡变革之际，墨子“强不执弱”的和平主张更显珍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东方智慧。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墨子的推崇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革命性的再造。他将墨家的劳动观念从手工业者的伦理提升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动力，将“兼爱”从道德理想转化为消灭阶级压迫的革命目标。这种古为今用的方法论，对于我们今天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此文语言凝练，史料运用得当，既有学术深度又具可读性，堪称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对话的典范之作。它提醒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不仅在于其悠久历史，更在于其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正如墨翟之光，穿越千年而依然照耀当代中国的实践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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